人值班，因而纠纷到了第二天方告解决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后，相关丝厂向上级作了专题报告。

        1987年10月6日《浙省日报》以条新闻作了报，查明主要对方是德青县雷甸乡雷丰丝厂，并作了厂长撤职和把抢购的蚕茧送回原地的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这批鲜茧已变成血茧和茧，双方损失最少达500万元以上，这位厂长说：“真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大课哈，然而，这还不是最典型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所谓茧贩，这位厂长说：“沪海人在丝绸行业的后工序，在历史上有余茧商其人，恐怕没几人知今日的茧贩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于是他介绍了如况，原来今日的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，很多人还是乡里镇上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，但不参加茧站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晚上，则挨门串带了现钞向农民收茧或预购蚕茧，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，一晚可赚一千多元或几千元，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贩的，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厂有银行贷款，还经市县上级过，所以很有实力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一些乡镇办的经营服务公司，村乡贸易货栈，甚至文化活动站也参加这一行列，手抢购蚕茧。此外还有一批个茧贩，其中包括见过报的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，禾城一地就有300多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有的受几农民联合委托，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，有的则是现买现卖，跑个，赚个价格差，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，他们人数不多，资金也小。

        能量大的是若价购茧场所，他们贴大张海报，用音喇叭，有宣传招揽人员，他们随时用步话机向“上级”报告邻近茧站价位变化趋势，“上级”指示采取对应措施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在多收茧的现实中，使国营丝厂的自设茧站和供销社开设的收茧站暗然无光。

        如1988年，霅溪市千金乡的三个最大的国家茧站千金、城塘、金城拥有200多名收茧人员，开秤五天共收蚕茧176市斤，人均收茧量不到一斤；霅溪城郊两区设有74个茧站，都受到茧贩冲击，其中芙蓉、溪西等茧站还发生殴斗，茧站上的电灯泡全打光，一位收茧人员说：“明年要个钢盔来收茧了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尹桥乡的乡长说：“我乡一年有500个中学生毕业，都不愿到地上去，本地有茧，就开丝厂，一人一年1500元工资就有地方支。手中有茧，开工无问题，只要一吨厂丝能买18万元，方针是多收为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今年6月19日《解放日报》上在“如何避免蚕茧大战”的报中指：今日之茧农与茅盾笔的老通宝不可同日而语，庙行乡更楼巷村20多岁的茧农沉新的好茧卖到600元价格，记者问他“可满意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笑笑说：“怎么讲呢，香塂丝价23万元，这样算来，茧可卖1000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有讽刺意义的是，这则生动的对话，正是1988年苏、浙、川、皖四省商定旨在防止蚕茧大战重演，实行三大措施的第二年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三大措施是：

        1、国定厂丝厂价8万元[时价已涨到15万元]征收百分百地方调节基金。

        2、提茧价30%，规定为350元[事实上1987年茧价已超过600元]。